我一直很喜欢印第安人的一句活：创造万物的人，厌倦了做人就变成鱼活在沼泽里，很快鱼又觉得沼泽的水太浅，它游到大海里去了。
我把它写进了我最喜欢的小说《鱼》（《江南》1998年4期）里，在这篇小说里，“我”说，我的青春都给了报纸，每年年底把报纸拖出去卖就会发觉它们变得沉甸甸的，里面浸湿了我的青春。
这也是我的现实。
我全部的现实似乎就是坐在那里，看报纸，喝茶，开一些很大或者很小很重要或者不很重要的会议。
我曾经在《作家》（1998年7期）的创作谈中说到，我把头发染黄了，可能我是第一个把头发染得那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公务员，他们在食堂里看到我，他们窃窃私语，他们兴奋地把调羹都咽到肚子里去了，他们说，天啊，周洁茹染了头发，一定被她爸恶揍了一顿。我热爱这样的评论。
小时候，我就一直有这种欲望，我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弄糟，弄得不可收拾，可我至今为止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完满，我那么勤奋，用心，努力，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，以图谋取大人们的关注，我那么渴望关注，因为我孤独，我的身上背负了我父母对他们所有孩子的爱，他们竭力想要我明白，因为我唯一，所以他们要超出百倍地爱我，因为爱我，所以他们要约束我。而真正的原因是，因为我唯一，所以我超出百倍地爱他们，因为爱他们，所以我约束了我自己。
我想解释我要辞职的理由，因为我从来就是被迫害，于是我从来就不幸福，我很想进入一种不被迫的状态中。想想而已。我们生活在这么温情和美丽的年代，每个人待我们都很好，我们吃饱，穿暖，我们应该满足。
我们亮出了虚假繁荣的七十年代的旗帜，我们低吟浅唱，七十年代要说话。
我谈论鱼，因为我相信鱼是厌倦了做人的人。活在沼泽里的鱼，尾部都是残破的，死了一样浮在水里。可每一条活在沼泽里的鱼，一定都梦想着舞动完整的尾部，去海里。
我做过很多类似的梦，那些梦像碎片一样重复地飞来飞去。我的每一个梦里，飞机都飞不起来，它们像动物那样嘶嘶乱笑，在跑道上缓慢地移动，拐弯抹角，可就是飞不起来，于是我写了《飞》（《花城》1998年3期），它是我对1997年以前的写作的总结，我想我再也不会去写像《飞》那样轻松和跳跃的小说了。
要飞起来，确实很难，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游到海里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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